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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90章 财政为王


  赵昺前世就知道钱的重要性,为此自己被困在那艘船上好几年。不过那会儿还是基于个人的私利,即便如此也让他明白没钱寸步难行的道理。而穿越到宋末之时,更让他明白没钱的痛苦,从最初的几十人,到几百人,直至当前统治几千万人口的半壁江山,缺钱几乎伴随始终。

  不过在由弱到强的立国过程中,赵昺也体会到即便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,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,且不分古今。而他亦发现终清一朝将《三国演义》当作宝典,从努尔哈赤青年时期追随李成梁,接触到《三国演义》;到创业打天下,向子侄、将领推荐,《三国演义》就一直是清朝将领的枕边书、军事书目“爆款”,而皇太极更是将《三国演义》当兵法看是有道理的。

  当然赵昺知道《三国演义》是本演义,其中三分实七分虚,但因其语言生动活泼,并不晦涩,又加以故事性强,引人入胜,所以非常适合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将领,自己也曾以此来作为军事初级范本来教育自己的侍卫们。

  但赵昺对内容解读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,其反应的不仅有军事上的奇谋妙计,还有战争财政的秘密。可以说,三国的竞争,首先是财政的竞争,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,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,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。

  人所共知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。董卓之乱后,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。这一年,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:袁术、袁绍、吕布、公孙瓒等各霸一方,征战不止。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,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,图谋吞并别家,成为最终的胜利者。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,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。

  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,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。攻克了城池之后,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。根据以往的经验,更看重货币。他认为只要有了钱,就可以买到一切。他劫持了皇帝之后,就废除了五铢钱,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,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。

  在和平时期,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。但在战争时期,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,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。但不管是劫掠钱财,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,最终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军粮。有了军粮,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,才能形成战斗力。但在战乱时期,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,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。这时,不管出多高的价格,都无法买到军粮,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?

 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,部将郭汜、李傕继续作乱。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,一石豆麦二十万,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。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,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:白骨成堆,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。

  以劫掠作为财政支柱向来是暂时的,正是由于董卓、郭汜、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,导致农民无法种粮,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,更是一无所有,连人都看不到,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。随着粮食的枯竭,军队也成了受害者,战斗力下降,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,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。

 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,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——袁绍和袁术,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。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,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,也以掠夺为主。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,有丰富的水产,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。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,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。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,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。

  在军阀混战时期,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,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。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,谁第一个反应过来,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,谁就会成为受益者。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。

 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,曹操却强调农事。他四下招募流民,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,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,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。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。许昌屯田成功后,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,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。

  定都邺城后,由于局势的稳定,除了屯田之外,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: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,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、二斤绵,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。自此,屯田成为惯例,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。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,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。

 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:战乱时期,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,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,统一北方后,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,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。在这个阶段,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,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。

  在三国的竞争中,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。为了快速生产粮食,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,令其耕种土地,这些人称为屯户。按照当时的规矩,如果屯户自己有牛,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;如果屯户没有牛,由政府提供牛,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,剩下的六成给政府。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,也不服兵役。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。

 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,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;而门阀势力更强大,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,行政效率更低下。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。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,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,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,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。孙权亲自劳动,鼓励农耕,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。

 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,也有过短暂的屯田。丞相诸葛亮平南蛮,开拓了云南市场;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;在陕西境内,也有计划进行屯田,以供征伐,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。然而,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,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,几乎每一次撤军,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。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,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……

 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,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,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。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,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,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。

  行朝同样如此,失去了大片国土后,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,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,没有了银钱支撑,别说招募新军,吃饭都成问题。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,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,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,早晚要灭亡的,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。

 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。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,获得了前朝的‘统治权’,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。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,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,形成了巨大的惯性,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,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,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,而不是革新式的。

 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,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,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,就要控制财权,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。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,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,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。

  与此同时,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,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。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,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,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,控制了钱物的走向,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。

  当然手中有钱,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——御前护军和事务局,拉拢行朝中的臣僚,掌握了人事权,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,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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